吹捧强汉盛唐风雅宋的人，跟满清辫子戏拥趸并没有智力区别
我一直有个判断：
一个人对中国古代王朝过度吹捧，暴露的是智商问题。不管吹捧的是所谓的强汉盛唐，还是辫子戏里的“康乾盛世”，抑或是这几年网红的宋朝，都没有本质区别。一个用所谓史料印证封建王朝有多开明又有多少可取之处的知识分子，与一个中学历史不及格、对着辫子戏里的“四爷八爷”花痴的小朋友，智识水平也是半斤八两。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一书，恰恰揭穿了那些吹捧的泡沫。
比如这两年被吹到天上去的宋仁宗，在书中便以“仁宗时代亦无仁”这一章节呈现另一面孔。
话说宋仁宗时期，包拯曾经呈递一道奏疏，列举了一大堆数据。数据显示，此前四十多年里，朝廷供养官员增加一倍多，当下所有官吏数量是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多，同时相比四十多年前，天下纳税户口“有常数”，朝廷财政收入却增长一倍有余。原因是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官府就在正税之外玩起了“折变”把戏，百姓要缴纳的越来越多，税负越来越重。换言之，许多人迷恋推崇的“清平乐”，不过是靠对百姓横征暴敛所获得。
至于“宋粉”推崇的繁荣开封，在书中所展现的也不过是一场“吸血游戏”。
书中写道，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朝廷下旨，要在全开封城搞一次“大拘掠”，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清查管控的对象，是那些欠了朝廷贷款的商户。
贷款又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神宗变法时期的“市易法”，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向商户们提供贷款，商户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结果，官员们为了完成任务，强迫商户贷款。因为此后的百业萧条，商户们没有能力按时还钱给朝廷。所以才有了这场“大拘掠”。
谏议大夫梁焘紧急上奏劝阻此行为。他认为这样会断掉百姓生计，最后结果是百姓破产，朝廷也收不回欠款。他还说朝廷平时优待京师民众，遇到有战事时，就可以迅速筹集军费，平时的优待正是为了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不要光想着吸血和杀猪，也得注意造血和养猪。血造多了，猪养肥了，到了关键时刻再吸血、再宰杀，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梁焘的语境里，开封城是一座巨大的蓄血池、一座巨大的猪圈，京师之民则是朝廷蓄的血、养的猪”。
这个说法侧面道出一个事实：开封的繁荣并非商业自由成长的结果（这个结论恰恰可以打那些动不动在宋朝历史中找“现代性”的“宋粉”的脸），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产物。
书中写道，当时的开封疯狂吸取全国之血，当时开封家庭要维持体面生活，每月需要15贯收入，而在开封以外的地方，这笔钱可以维持中等人家一年的全年温饱。至于官员和驻军的薪俸，更是天文数字。
最可怕的是，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它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其活力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开封是一个世界；开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个世界。城内是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是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是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营生’‘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
不管你如何吹捧宋朝，又如何从那些史料中牵强附会，扒拉出所谓的“现代文明意识”，都不能掩盖《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一书阐释的那个事实：从秦朝至清末，中国始终延续秦制这一政治传统，并将之不断强化。
书名：《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作者：谌旭彬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7月
定价：88元
从秦朝开始，帝国版图一直在变，王朝不断更迭，英雄人物辈出，技术在进步，可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改变。在作者谌旭彬看来，原因是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的历代王朝就依着这条路径在一直不停地走下去。无论历史怎样向前，秉持秦制的统治者们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这也是两千年秦制帝国的常态。
所谓的明君贤相，在这个传统之下无非一丘之貉。即使在民间被神化的诸葛亮，玩的也同样是这一套。书中提到：
“因史料匮乏，今人已无法还原蜀汉的民力汲取机制全貌。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汉昭烈帝（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百五铢钱’，还发现了诸葛亮辅佐刘禅时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由出土的蜀汉钱币可以推断，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也与滥铸货币的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迟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下跌至1克，极端的甚至不足1克。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的加重。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
梁启超曾说：
“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犹秦制也”。谭嗣同则更进一步，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在日常所见中，我最厌恶的是某些所谓新儒家知识分子的论调，认为中国也曾有走上虚君共和的机会，就像英国那样。正如秦晖曾写过的那样：
“法道互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它除了导出众所周知的‘贤君’、‘王道’理念外，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所以我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是毫不奇怪的。”
也就是说，秦制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高度，不可能实现君主立宪，也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
商鞅变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他将国家的强大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百姓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让百姓原子化，无疑是统治的最佳方式。
这种做法被历代所效仿，书中选取的16个历史横断面，都直指“外儒内法”这一核心统治理念。“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
而这一切，正是谌旭彬所想说的“历史运作的真实逻辑”。毕竟，“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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